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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党,为了保密:那些年,红色女特工们的谍战往事(下)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7-20 14:57:27
  张露萍:
  打入军统的传奇情报英雄
 
  1921年7月3日,在四川省崇庆县小东街的一间平房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她就是张露萍。张露萍原名余硕卿,曾用名黎琳,在重庆工作期间改名张露萍,父亲是四川地方军阀、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
 
  1935年,14岁的张露萍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在建国中学,她结识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车氏父女的进步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她。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车耀先的帮助和支持下,张露萍及数名同学前往延安,并于1938年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左边为17岁时的张露萍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离开新婚不久的丈夫,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张露萍与同志们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她还负责与中共南方局的联络,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
 
 
  即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支部在张露萍的领导下,仍旧隐秘地发展着,成员达到了7人。他们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戴笠惊呼:“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产党的电台了!”蒋介石恼怒地大骂戴笠:“直到今天,你连睡在我们身边的重庆共产党许多公开机关都打不进去,而他们钻到我们的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下去吗!”戴笠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戴笠又气又恨,决定亲自主审该案,妄图从张露萍等人的身上打开缺口,将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他决定首先提审张露萍,因为戴笠认为不到20岁的姑娘比较软弱,只要撬开她的嘴,其他几个就不攻自破了。张露萍来到审讯大厅,傲然挺立,毫无惧色。几番交锋下来,戴笠什么都问不出来,气得捶桌大吼:“给我打!”两个特务像饿狼一样扑向她,狠狠地施以酷刑……
 
  “快招供!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
 
  “我不懂,我不懂……”
 
  黔驴技穷的敌人从张露萍嘴里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只好又玩弄新的花招:假释张露萍,安排特务监视,看她与谁说话,与谁联系。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当她路过曾家岩50号周公馆(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之一)门口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过去。她的行动给特务机关造成错觉,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从而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的安全。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又把张露萍抓了起来。
 
  张露萍等先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随后又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那里,张露萍仍然没有放弃斗争。以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韩子栋、张露萍等为支委的中共秘密支部,同军统特务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等7人押上刑车。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烈士牺牲后,由于保密等原因,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地下党支部的事一直不为人所知。1983年,“军统电台案”的复查材料送到叶剑英手里时,他沉痛地为这个特别支部作了证明:“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的外号叫‘干一场’,这些人是我在重庆时单线领导过的。”英勇特工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
 
  左为叶剑英为张露萍等7位烈士写的证明信,右为张露萍在延安时写的自传
 
  朱枫:
  惊涛拍孤岛 虎穴藏忠魂
 
  2013年12月,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这是为纪念上世纪50年代牺牲在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而建的。
 
 
  无名英雄广场台基正面的毛泽东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846个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纪念碑前面,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雕像矗立于前,这四位是潜伏并牺牲在台湾的大陆特工的代表。
 
  修建无名英雄广场铭文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将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女共产党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将军和吴石副官聂曦上校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无名英雄纪念碑以及四座雕像,雕像自左至右依次为陈宝仓、朱枫、吴石、聂曦
 
  朱枫,1905年生,原名朱贻荫,小名桂凤,后改名朱谌之(朱枫是参加革命后的化名),字弥明,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诗词书画样样精通,书法更是师承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刚经历了丧偶的朱枫没有偏安一隅,而是毅然投入救亡运动,与同伴们一起举办义卖,收容难民,传习技艺,救护遭日机轰炸的同胞,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在这期间,朱枫与第二任丈夫、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了,这也让她和党靠得更近。
 
  随后,朱枫辗转安徽、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收集情报、营救同志、筹措经费。
 
  1944年初,朱枫在上海新知书店下属的同丰商行工作,主管财务。1944年10月,上海新知书店混进了汪伪特务,不幸暴露,朱枫等多人被捕。在日本宪兵的残酷拷问下,身材单薄的朱枫坚决保守党的秘密,后经组织营救出狱。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朱枫出狱后,竟又冒险在深夜悄悄从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存款和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有了这些钱,她就可以为陆续获释的同志提供转移时需要的路费。当时,若被敌人再次抓获,朱枫必死无疑,但在她看来,为了革命事业,个人的安危可以置之度外。
 
  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春,经上海地下党情报部门负责人张唯一批准,朱枫秘密入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朱枫在接受赴台任务前,正和她的亲人期待平静美好的团聚生活,在给丈夫朱晓光的信件中,她这样说道:“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
 
  朱晓光在回信中这样憧憬着他们的未来:“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朱枫题诗留赠爱人朱晓光
 
  1949年,朱枫赴台前于香港留影
 
  到台湾后,朱枫按照预先的约定,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一个星期后,朱枫来到吴石将军的寓所,从他手中接过全是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等。
 
  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吴石)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不知不觉两个多月过去了,朱枫在台湾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她准备尽快返回。在送回的最后一批情报中,她附寄给亲人一张字条:“凤将于月内返里……”
 
  朱枫与儿子朱晓明(左)、继女之子朱晓辉在香港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风云突变。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朱枫是华东局的特派员。2月2日,吴石派遣副官聂曦紧急约见朱枫,告诉她蔡孝乾已经被保密局抓获,供出了朱枫,她必须立即转移。2月4日傍晚,朱枫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由舟山乘船前往上海,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朱枫难以成行。而这时国民党保密局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立即下令逮捕吴石、朱枫。由蒋介石委任特别军事法庭审结,判死刑,立即执行。于是,发生了1950年6月10日惨烈悲壮的一幕。
 
  1950年6月,朱枫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
 
  在感到获救无望时,朱枫曾决定以死相拼。2月26日深夜,朱枫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藏在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将2两多重的金子和水吞下……天亮后,巡查的敌人发现了异常,立即进行抢救,还专门调来一架飞机将她送回台北救治。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
 
  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和软硬兼施,朱枫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她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忠肝烈胆的精神,令敌人都对她刮目相看,在内部总结文件中称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朱枫(前左2)在法庭上慨然自若
 
  1951年7月,朱枫的女儿朱晓枫收到了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2010年,在海峡两岸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朱枫的骨灰终于回到祖国并于2014年安葬在烈士的故乡——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朱枫骨灰到达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如今,镇海最大的西门公园已正式更名为“枫园”,并为朱枫烈士塑像,以此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巾帼英雄。